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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证据排除与检察实务

作者:侯超 来源:石门县检察院公诉室 发布时间:2013年04月08日 点击:3835次

 

非法证据排除与检察实务
侯超[1]
 
 摘 要:2010年出台的两个证据规定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规则在2012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中正式得到确立。从2010年至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务中已经运行了两年多了,对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但是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关键词:新刑诉法    非法证据排除    检察职能
 
一、非法证据排除概论
 
(一)非法证据排除概念
 
非法证据排除,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侦查机关非法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司法机关不得将其采纳作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
 
(二)非法证据排除的确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并逐步为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的刑事法律所采用。北京赛车彩票国于2010年7月1日实施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在刑事司法中确立了这一规则,这是北京赛车彩票国刑事司法上的一大进步。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立法层面上正式得到确认,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和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可见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不仅仅只有法院,还包括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而检察机关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是其本身职能的体现,也是必然要求。
 
(一)检察机关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是其司法职能的体现。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定的司法机关,对案件进行审查,对证据进行审核、评价是其本身的职能。虽然检察机关在整个诉讼程序中主要扮演的是追诉者的角色,“检察官的地位基点仍是控诉者”,但是,检察机关同时也是一个中立的裁决者,因为检察机关通过对证据、事实的审查可以决定一起案件是起诉还是不起诉,他独立于犯罪嫌疑人和侦查机关之间,他没有追诉犯罪的必然义务,而检察机关作为中立裁决者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则是必然要求。
 
(二)检察机关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是其法律监督职能的体现。北京赛车彩票国的检察机关承担着法律监督职能,监督侦查行为、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这些职能毫无疑问包含了审查、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和义务。北京赛车彩票国的检察机关对取证行为的合法性不仅有权监督,而且有防止非法取证行为的义务。检察机关应当受理受到侦查行为侵害者的申诉,审查侦查行为是否合法,依法追究非法取证者的法律责任,这样可以有效地发现非法取证行为并及时处理,从源头上防止非法取证。司法审查从其实质而言就是一种法律监督之权,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定的监督机关,具有保证法律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统一正确实施的权利和义务,这是任何其他国家机关所不可也无法取代的。检察机关非法证据排除是对具体案件的监督,是实现自身职能的必然要求。
 
北京赛车彩票国的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国外通行的做法是由法院来单独行使,检察机关只管控诉,侦查机关就更谈不上排除非法证据了。新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环节具有非法证据排除的职责,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所以在批准逮捕、审查起诉过程中对证据进行合法性审查,将非法证据直接予以排除,既有利于节省诉讼资源,又有助于避免法院承办法官在心证上存在的先入为主,保证案件审判的中立性和公正性,这是检察机关司法职能和法律监督职能的体现。
 
三、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存在的问题
 
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是其本身职能的要求,但是检察机关要履行好自己的这一职能并不容易。从“两个证据规则”在司法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来,这一规则在实务中已经实施了两年多了,虽然真正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案件并不多,但是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缺陷却不能忽视。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检察机关追诉犯罪的职能存在一定的冲突。虽然检察机关主要只能是司法职能和法律监督职能,但是实践中各级人民检察院实际上更倾向于检察机关的打击、追诉职能,甚至将其作为检察机关唯一的、终极的任务和目标,这使得很多地方的公诉人成为了机械的追诉狂。例如,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考核中,追诉漏罪漏犯就是一项重要的加分项目,甚至是立功项目,而纠正侦查机关的错案却并不在加分之列,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排除非法证据的积极性。此外,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公诉部门的办案人员对案件均是实体、程序审查同步进行,极易受到先入为主因素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追诉犯罪的目标之下就显得越发突出。
 
(二)检察机关审查、排除非法证据程序机制尚未有效建立。
 
新刑事诉讼法明文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的方针,但是没有规定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规定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具体的启动、审查、确立程序。司法行为是一项程序性极强的活动,非法证据排除没有具体的程序规定,使得办案人员即使发现了有关线索,往往也不能依法作出恰当的处理。并且,没有一个明确的程序安排,各地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在实务中均是“摸着石头过河”,随意性也比较大。这使得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实务中流于形式,严重影响了检察机关形式非法证据排除的实施。
 
(三)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非法证据排除的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信息不畅。
 
在新刑诉法实施之前,检察机关为了保证案件的正确处理,在实务中就已经开始行使这一职责。虽然因刑讯逼供、非法取证造成的冤假错案在全国范围内发生过多起,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但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的情况在侦查机关取证的过程中其实很少出现,非法取证的情况更多的表现为取证程序上的不规范、不合法。所以,新刑诉法在立法上正式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这一规则的重大意义在于促使侦查机关办案取证时更加规范化。检察机关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主体机关,行使非法证据排除的职权的重点并不在于审查侦查机关是否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而在于审查侦查机关调查取证程序的规范化。因为在目前侦查中心主义机制下,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移送的证据材料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方式基本上都是事后审查、书面阅卷的方式来完成。对于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行为,有关的犯罪嫌疑人、当事人在检察机关提审或询问时会向检察机关进行控诉,使检察机关获得侦查机关非法取证的线索。但是,对于侦查机关取证时存在的这些程序上缺陷、瑕疵,犯罪嫌疑人和有关证人等往往因不懂法律而并不知情,检察机关通过书面审查的方式很难获取相关的信息,即使在审查起诉过程中获悉了侦查机关违法取证的线索,其启动法律监督调查往往因事过境迁、场景变换、证据灭失、关键证据毁坏、犯罪嫌疑人无法有效提供非法取证的线索或证据而难以全面客观收集、固定侦查机关违法取证的证据材料。相反,侦查机关自身出具的取证合法性的书面材料以及侦查人员出庭证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的证言,其客观性和证明力不强,无法有效证实侦查取证行为的合法性。
 
(四)检察机关履行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缺乏必要的诉讼期间和办案力量。当前,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移送的证据材料合法性审查主要由侦查监督和公诉部门履行,而这两个部门的办案压力一般都非常大,办案期间都很紧迫,特别是侦查监督部门,一个案件的审查期限只有7天,根本没有时间对证据材料合法性进行详细的审查。同样,公诉部门的办案期限虽然有1个月,但其工作强度也非常大,公诉人不得不在现有审查起诉期限内挤出一定的时间来完成调查核实侦查取证合法性的工作,很难对有关非法证据线索和证据材料的合法性进行实质性的审查。新刑事诉讼法大大加重了这两个部门的办案任务,但各个检察院公诉、侦监部门的办案力量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加强。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法院的办案期间,但并未相应的加长检察机关办案期间,更未赋予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调查核实非法证据的专门诉讼期间,这是目前检察机关未能有效履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因素之一。
 
(五)被告人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门槛过低,且滥用行为比较普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门槛前提过低。新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阶段做出规定,那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有可能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且没有次数的限制。司法实践中,不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以遭受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为由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甚至不惜编造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事实、情节等,企图利用排除规则混淆视听,达到排除合法证据逃避罪责的目的。并且在被司法机关明确否决之后,往往在后面的程序中还是乐此不疲,严重的浪费了司法资源。
 
2.犯罪嫌疑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实质门槛过低。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地点理由除了刑讯逼供外,其他各种各样的理由五花八门。例如一起聚众斗殴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伍某以侦查机关做出的为其支付医疗费的承诺没有兑现为由提出非法证据排除。
 
同时,法律既没有规定对犯罪嫌疑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应当予以审查和不予以审查的条件,也没有规定被告人滥用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行为后果,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这一权利的滥用。
 
四、检察机关如何履行非法证据排除职能
 
检察机关履行非法证据排除职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比较复杂,有些问题也不是仅仅检察机关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对于需要立法和司法解释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但是检察机关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适当的破解这些难题,笔者认为以下几种方法具有一定可行性:
 
(一)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考评规则进行适当的调整,改变公诉人一味的追求打击犯罪、充当追诉狂的情况,赵作海案、佘祥林案就是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盲目的作为追诉狂所带来的恶果。检察机关的职责除了打击犯罪,还有维护公平正义,并且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维护公平正义才是最根本的任务。所以,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进行考评时不能仅仅只将追诉情况作为下级检察机关考评的加分项目,同样北京赛车彩票行使法律监督职权、有效的防治冤假错案也应当成为北京赛车彩票工作的亮点。
 
(二)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改变信息不畅的窘境。很多西方国家为了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基于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共同追诉犯罪的目标,都赋予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指挥权、参与权、指导全、监督权等权力。在这种模式下,警察要在检察官的领导和指挥下展开侦查,根据检察官的要求搜集证据,直到检察官认为证据充足保证诉讼成功为止,这些国家例如美国采取的就是检警一体的方式,检察机关也是行政机关。而北京赛车彩票国的检察机关属于司法机关,检警在机构处于完全分离的状态。检察机关行使着法律监督职能,但是这种职能都是在事后行使的,信息极为不畅,使得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中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在北京赛车彩票国现行的司法机制下,构造“检警一体”是不太现实的,因此,可以在现有的体制下,对某些重大案件由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指导侦查活动却是可行了。一方面保证公安机关取证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加强信息渠道的畅通,为检察机关非法证据的排除提供条件。
 
(三)检察人员在审查证据合法性时,注重发挥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官的作用。200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办法》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的职责,规定驻所检察部门应当受理在押人员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控告、举报和申诉。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如果在押人员提出存在非法取证情形并提供了证据,检察人员有义务固定证据;调查看守人员、讯问人员是否有非法取得口供的行为,如果存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纠正违法或提出检察建议。驻所检察官的检察记录,最直接地反映了非法取证行为是否存在,能够有效排除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是检察机关作出相关处理决定的重要依据。
 
(四)加强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的办案力量,因为无论什么制度都是由人去执行的,无论多好的制度如果没有足够的符合要求的人员去执行也发挥不了作用。加强侦查监督和公诉部门的办案力量有助于两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进一步履行好非法证据排除的职责,破解非法证据排除仅限于形式的窘境。
 
                                              


侯超,湖南省石门县人民检察院公诉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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